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 故事FM ，作者：收集故事的人，原文标题：《当一个母亲发现丈夫性侵女儿｜故事FM》
爱哲按：
家庭本应是孩子最安全的庇护所，但有些伤害，却悄无声息地发生在屋檐之下、亲人之间。
根据公益项目「女童保护」统计，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204起，受害人数高达690人，在这些案件里，超过七成的施害者是熟人。
今天的讲述者，很多人叫她梅子妈妈。梅子，是她女儿的名字。遇到后来那个人之前，梅子妈妈有过一段婚姻，离婚后独自带着女儿生活，在上海开着自己的公司。
她没有想到，这段曾经寄托着她对幸福全部期待的婚姻，后来会成为她人生中最难以面对的一段经历。
而在这段关系里，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她自己，还有她最疼爱的女儿。
伪装的爱人：一段看上去完美的再婚
我是梅子母亲李女士，70后，现在居住在上海，专做未成年人防性侵公益。
大概是08年，我在上海开公司。当时我公司有个小姑娘，品性善良，原本想把她介绍给我还没成家的弟弟。她说可以让她舅舅来看看。她舅舅是一名民警。
那天我弟弟从老家过来，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舅舅就开始追我。
他长得又高又帅，而且十分主动，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，我被打动了。
后来的交往中，他事事都做得非常周到。我们出去约会，他会帮我拎包、开门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们同居以后，我生理期出血量很大，睡得又沉，他半夜起来帮我处理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
对我来说，婚姻并不是人生唯一的选择，但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中的伴侣，一个愿意全心全意为我付出的人。
我有女儿，也需要照顾我妈妈。我一开始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。我妈妈一开始并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他就向我妈妈承诺，以后会给她养老。
婚后他也确实做到了。
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差，但是吃饭的时候，他总是先给我、我妈妈或者女儿夹菜，从来不会先考虑自己。
如果有同事叫他出去吃饭，他也会先问我要不要一起去。如果我不去，他会直接推掉饭局。而饭桌上如果同事带来其他女性，他也会当众表示不满，说嫂子在场，不应该带别的女性过来。
他总是像这样把我放在很高的位置，把我的情绪价值拉得很满。
所以，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找到了真命天子，甚至觉得是自己高攀了他。
现在回头看，才发现像他们这种人，特别会伪装。
在怀孕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不对劲了。
我在他的电脑里发现了几串奇怪的数字，而这些数字排列很有规律，我试图把数字重新还原，例如把391、361变成139、136，再拨打过去，结果发现全部都是女性。
后来，有别的女人甚至直接找上门来，那时候我一度准备去做流产。可他爸爸和嫂子正好在我家。他爸爸劝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说他们家只认我这一个媳妇。他自己也不停地求我。
那时已经通过B超知道我怀的是儿子。他们家比较重男轻女，想要我生下这个孩子。他解释说，我那段时间孕吐严重，他觉得寂寞了，在网上聊天，是那些女人主动找上他的。
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相信了他。
隐忍多年，反复的伤害
现在想起来，我当时已经看到了一些问题，却还是一次次说服自己，觉得也许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。
女儿小时候，他对她也很好。我对孩子花钱比较严格，平时最多给她十元、二十元零花钱，而他动不动就给一百两百元，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背后还可能有其他问题。
直到女儿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从自己的卧室出来，女儿站在我俩卧室之间的墙根，怯生生地告诉我，他脱了她的裤子，摸她的下面。
我有点害怕自己是不是听错了，下意识提高了音量追问：「什么？」
可能是被我这一声吓到了，她低下头，不说话了。
其实我已经听进去了，但那时候我的脑子里很乱。我对性侵这件事的认知非常有限，甚至连猥亵这个词都没听说过。
我转头质问他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。
一开始，他说自己什么都没做。后来，他说了一句：「我可能有病。」
我问他有什么病，他说自己心里有病，只是想看一下。
我说，那有病就去看。他不肯去，我们就开始争吵。我打了他很多个巴掌，他开始跪下来哀求。
可是，我始终没能弄清楚事情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。
我问女儿，她不说；我问他，他只说自己好奇。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。我开始在心里否定自己，一遍遍地问自己：他真的会做这样的事吗？以他的学历、人品，怎么会呢？会不会是我误会了？会不会只是盖被子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？
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，想把这件事解释过去，但心里又知道，女儿说的话很可能是真的。
后来，我给女儿的干妈打电话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她。她一开始也不太相信，因为她见过他，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，觉得他是个谦谦君子。
但当她在电话那头问女儿时，我只听见女儿回答：「是的。」
确认之后，女儿的干妈提出，先把孩子送回她亲生父亲那里。如果暂时离开这个家，或许能够减少危险。
我听了她的建议。
女儿的亲生父亲也在上海，只是住在另一个区。就这样，从六年级开始，女儿回到了她爸爸那里，一直到初中毕业。
这四年里，我甚至不敢当着他的面给女儿打电话，害怕他再次勾起龌龊的念头。
从那件事发生以后，我就开始长期失眠，后来还得了抑郁症。可是，我那时候根本不了解创伤，也没有想过女儿会不会同样受到严重的心理影响。
四年后，女儿初中毕业，那时我的儿子也长大一点了。女儿毕业以后，我特别想念她，也觉得孩子完成了一个阶段的学业，不管成绩如何，都应该带她出去玩一玩、吃点东西、买些衣服。
其实这四年里，我也一直在暗中观察他。他没有再做出让我明显怀疑他对女儿有非分之想的行为。时间久了，我似乎渐渐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。所以，我把女儿接回了家。
女儿睡觉前，我都会去检查她房间的门有没有锁好。我以为门锁着，她就安全了。可是，女儿回来后的第二天，事情又发生了。他用以前那种打电话的IC卡，打开了女儿房间的门。
我觉得天都塌了。
我当时根本没听他说完，直接拿起一只很硬的塑胶凉拖鞋，朝他脸上打过去。我像疯了一般不停抽打着，他满脸是血。
我当时想报警，拿起手机拨110，刚拨出一个数字，他就把手机抢过去摔在地上。我捡起来重新拨，他又用脚把手机踩碎了。他不停地跪下求我，跪着抱住我的腿，不让我报警。我们吵了很久，僵持了大概两三个小时。
后来，我去了一趟洗手间。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女儿也跪在门口，跟着他一起求我不要报警。
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场景。
她告诉我，弟弟还小，不要报警。我把她的这番话理解成女儿已经十五岁了，她可能怕丢脸。我自己也一直被名声的枷锁束缚着，所以最后还是没有报警。
但是我没有那么轻易地原谅他。我要求他必须给出处理办法，最后他写下了保证书，也向女儿道歉。我告诉他，我可以暂时不追究，但我们必须离婚。离婚协议书都已经写好了，里面也写明了他承认进入女儿房间、对女儿进行猥亵的事情。
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还是不敢去问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害怕问下去，害怕知道那些具体的事情。如果当时我真的了解了全部真相，我杀了他的心都有。可我也害怕再次伤害女儿，所以一直没有面对。
我把女儿送回了她亲生父亲那里，然后我开始准备和他离婚，他又开始跪着求我。
因为那时候，我和他还有一个儿子。他不停地拿儿子说事，我又一次选择了隐忍。
其实一直到2021年前后，女儿和我之间基本没有太多来往。
2023年底的某一天，女儿在家。我发现他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，我们因此又吵了起来。争吵中，他把我的保险柜抱走了，里面有我个人的财产，包括黄金、古董，还有我这些年做生意攒下的钱。我要求他把保险柜还给我，他不肯。女儿当时骂了他一句：「你欺负我就算了，你还欺负我妈妈，你个畜生。」
他冲过去把女儿按在地上，说：「我今天当着你妈妈的面强奸你又怎么样？」
我彻底崩溃了，顺手拿起剪刀，朝他的手戳过去，戳了很多洞。可是我和女儿两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关键时刻儿子冲出来抱住他，牵制住了他，我和女儿才得以逃出去。
逃出来以后，女儿跟我说：
「妈妈，他这么多年对我做的事情，我一直没有报警，我害怕。但是今天我要报警。」
我告诉她：「行，你想怎么做，就去做。」
于是，我陪着女儿去报警。
当天晚上，儿子和我说，小时候家里吵架，他听见了，原来他早就知情。从那以后，儿子的状态也越来越差，后来，他渐渐把自己封闭了起来。
2024年1月19日，案件立案。
2024年3月，他被逮捕了。
后面的办案人员做了很多工作。我记得有一位办案民警对我说：「之前是之前，现在到我这里，不管谁来说情都不管用。」
所以我很感谢上海警方以及后续参与办案的检察机关、法院等部门。他们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，案件才能推进。
这件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取证和维权都很困难。我自己现在也在学习法律，知道这个案件能够推进到最后，已经很不容易。即便最终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，但也是多方努力换来的，所以我试着说服自己去接受。
中国法律对性侵未成年人设置了较重的处罚。
奸淫未满十四周岁幼女，一律按强奸罪从重处罚，基础刑期三到十年；奸淫不满十周岁幼女、多次作案、造成严重伤害等情形，最高可判死刑。猥亵儿童一般五年以下，多人多次、情节恶劣的五年以上。同时对监护人、继父、老师这类特殊职责的施暴者，要求从重从严处罚。
2025年8月11日，一审宣判，刘某涛获刑8年。
其实按照我现在对法律的理解，他判个无期都不为过，在我们心里，甚至死刑都不为过。但最后这8年得来也很不容易，用我女儿的话说，8年换不来她的身心健康，与他所犯之事也划不上等号，但是说明他犯过，我们要证明一个事实，我女儿没撒谎。我们能放下来，是尊重司法。
走上公益之路：从保护自己的女儿，到帮助别人的孩子
2024年8月，也就是他被逮捕几个月以后，我第一次和女儿一起睡觉。我准备关灯的时候，女儿说自己睡不着。
「我满脑子就是他伤害我的那些场面，我害怕他进来。」
我告诉女儿，他已经被关进去了。
她说：「妈妈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脑子里面都是这些画面。只要回到这个地方，我就觉得他会进我的房间。」
我终于问了她一个我当年没有问出口的问题：「你明明那么害怕，当年为什么还要跪下来求我？」
「当时你去卫生间，他威胁我，如果你报警，他会杀了你，也会杀了我的。」
原来，女儿跪下来求我不要报警，是为了保护我。
2024年8月，知道真相的那一刻，我满心愧疚，发誓绝对不会原谅他。
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决定做公益。
我想，如果我当年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儿，那么至少，我还可以试着帮助其他遭遇过同样事情的孩子，也想帮助那些和我当年一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妈妈。
我开始学习心理学，学习相关法律，帮助其他妈妈梳理案件，提供合理、合规的维权思路。
和陌生人施暴不同，家庭内部的施暴者，侵害大多发生在家中这类封闭私密的空间，没有目击者，也缺少监控记录，导致案件取证难、维权周期漫长，并且即便拿到判决，孩子的心理修复、家庭后续的生活保障，依然缺少支撑。
一审宣判后，「上海民警猥亵继女案」陆续被各大媒体报道，梅子妈妈也上了好几次热搜。
梅子妈妈知道，这世上还有很多母亲，正一个人扛着维权和照顾孩子的重担，孤立无援。为了帮助处境相似的受害家庭，梅子妈妈组建了一个团队，成员都是有着相似遭遇的母亲和孩子。她开始以「梅子母亲李女士」的身份，在网络平台专门做未成年人防性侵公益直播，之后全国各地不少有着相似遭遇的家庭，陆续找到她求助。
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子，是有一个孩子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爷爷侵害，当时孩子才八九岁。
受害者母亲通过网络找到我，后来来到我家，我全程帮她梳理案件。最后案件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。客观原因是先天证据不足，只有孩子陈述和伤情。依据「两高两部」指导意见，未成年人存在非正常下体损伤应当立案，于是我撰写材料和当地部门沟通。当地公安十分重视，把案件从区级上报到省级，但是最后依旧无法推进，一年多之后不了了之。
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十五岁了。今年六月，她最后一次联系我时说，等妈妈年底过完生日，她就准备自杀。
这个孩子之前已经多次尝试自杀，站在楼顶上想往下跳，手上还有一道一道的伤口。我安排了专业心理师长期介入疏导，但作用不大。
我接触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以后，更加坚定了自己做公益的想法。可在帮这些受害者维权的过程中，我也常常会感到无力。
琪琪的案件，是我目前压力最大、也最自责的一个案件。
孩子被自己亲生父亲侵害时只有四岁。妈妈找到我的时候，孩子还不到五岁，当时案件已经停滞了一年。
最初，妈妈甚至没有拿到最基本的法律文书。孩子曾经到医院接受检查，当时是警方带她去的，检查发现下体有擦伤。妈妈拍摄了一段视频，记录下了比较清晰的伤口情况。但后来，案件不仅没有立案，连受案都没有完成。警方的说法是，母亲没有配合做笔录。妈妈跟我说，她当时不懂法律。自己报了案，警方也带孩子做了检查，检查完就被送回了家，她不知道接下来还应该做笔录。
一个月后，孩子在车里再次遭受侵害。妈妈拨打110报警，但又因为没有检测到生物遗留物等原因，案件又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。
而真正阻碍案件推进的，是证据被污染的问题。
妈妈在询问孩子的时候，因为问话方式存在问题，采用了类似选择题的方式，问孩子爸爸有没有做过某些事情，被认为存在引导。最后，案件只能停留在存疑的状态。
性侵案件遵循严格的证据规则，也就是说，事实真实不等于法律上可以定罪。而这类熟人侵害本来就缺少监控和目击者，需要依靠一整套互相印证的证据体系定案，因此取证有严格规范，家长私自询问、留存物证，很容易造成证据污染，导致证据被排除、链条断裂，达不到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。
梅子妈妈一开始接触琪琪的案子时，她根据拿到的材料和过往经验，以为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的。她陪着这对母女走了两年，但是最后却因为取证环节污染了关键证据，受「疑罪从无」原则影响，对方最终被取保候审。
当时妈妈知道女儿被侵害后，带着女儿逃了出来。她们逃出来的时候，妈妈几乎一无所有，她自己的母亲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元退休金，还要拿出一千元帮助她们租房生活，直到最后离婚。
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。当家庭内部发生侵害时，施害者往往掌握着家庭的经济资源。妈妈带着孩子离开，可能意味着失去住房、收入和原来的生活保障。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顾虑。当年我怀孕的时候，如果真的选择离婚，我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，不知道该怎样维持生活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
琪琪的案件还有一个让我一直放心不下的地方：因为案件没有定罪，对方仍然可能拥有孩子的探视权。一年后对方取保候审解除，孩子和妈妈该怎么办？她们仍然需要面对来自对方的威胁。
现在妈妈和孩子的创伤都很严重。我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案子，也和警方明确表态，不会停止维权。我最近一次去看她们，是国庆节期间。妈妈告诉我，她自己小时候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直到现在仍然无法释怀。
孩子现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创伤反应，会在半夜惊醒、哭闹，也会用铅笔戳自己的手。她担心女儿将来会不会和已经去世的可心、黄汶雯一样走上同样的路。
所以她也还在拼命为女儿维权，她说，维权是为了给女儿增加一条生路。
我很能理解她的决心，如果我当年没有在2024年站出来，我也不知道女儿后来会经历什么。因为我接触过的孩子中，已经有三个孩子离开了。
对于一些遭受性侵的孩子来说，伤害并不会随着事件结束而消失。创伤会从身体、心理、认知深处慢慢蔓延。
有的孩子会陷入强烈的自我污名化，偏执地认定自己肮脏、不堪，不配被爱；长期的恐吓与精神操控，也会慢慢瓦解一个孩子的自我认知。而真相曝光之后，孩子盼来的常常不是庇护与安抚，而是冷漠、非议、偏见与不公。
梅子妈妈刚才提到的求助者，可心和黄汶雯，都曾在童年遭受性侵。她们带着这份隐秘的伤痛生活多年，长期被心理创伤裹挟，在长久的痛苦挣扎之后，两个人最终都选择了离开。两位孩子的母亲，都是在孩子离世之后，找到梅子妈妈。
可心这个案子是她已经去世之后找到我的。但是还有一个孩子，是从我手上走掉的，我一直不敢面对这个事情。
2025年1月，有人介绍一个孩子来找我。这个孩子是孤儿。
当时，我没有办法直接接手。案件涉及的人数比较多，而且已经报过案，警方没有认定存在犯罪事实。
我把孩子的材料转给了一位比较有名的律师。律师看过以后，可能是因为案情太复杂，也没有接这个案子。
后来，这个孩子在同年10月跳楼了。在离开之前，她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
「李姐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」
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对外说过。我不敢说。
第一个让我无法原谅自己的，是女儿的事情。第二个，就是这个孩子的事情。
每次想到这里，我都会心跳加快，觉得心痛。
爱哲：所以即使有这样的创伤，你还是想继续？
梅子妈妈：我没办法全身而退，如果有人碰到同样的事情，你能视而不见吗？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重演。
接触了大量案件以后，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，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并不是个别家庭才会遇到的问题。
我认为，要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，儿童防性侵教育必须跟上。
我们做公益直播，就是希望通过自身真实的案例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、发生在什么样的关系里，以及家长应该怎样应对。
当年，我既缺乏相关认知，也不知道可以向谁求助。我害怕别人知道，害怕家庭丢脸，也害怕女儿被别人议论。
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我，这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女儿的错，真正需要承担责任的是实施侵害的人，我可能就不会隐忍那么多年。
所以，我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。
我知道，有些人可能会责骂我，认为我当年没有及时保护女儿。但我愿意接受这些批评。我不希望因为害怕被指责，就放弃帮助其他家庭。
因为缺乏相关性教育，孩子们无法识别侵害、不懂如何求助，而施暴者的恐吓、社会文化里沉重的羞耻感，都在压制着处于家庭弱势地位的他们不敢发声或者延迟发声。更让人无力的是，由于家长认知缺乏，有些孩子尝试暗示或者坦露自己所受到的伤害，等来的却常常是忽视甚至指责，让孩子彻底把伤害归于自己。
在帮孩子维权过程中，我说服过很多母亲，但依旧有一部分人十分顽固。
我接触过一个十一岁的孩子，她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讲述继父对她实施侵害的事情。
孩子的爸爸知道以后，带她去报警，警方也带她做了检查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孩子存在明显的身体损伤。
但是，报案以后，母亲得知了这件事，开始反复询问孩子，并给孩子「洗脑」，让她改口承认身体损伤是骑自行车造成的。
因为孩子母亲的介入，对方被取保候审。
梅子妈妈前后共收到过132个含证据的案例，目前只有15起成功做出了判决，其中在6份判决书里都提到了梅子妈妈的名字。这些案例里，施害者最多的是亲生父亲，其次是继父、爷爷、外公，目前老师的占比还在上升。
现在梅子妈妈除了帮其他受害者维权，在刘某涛被判刑后，两人离婚财产分割的民事官司也还在持续，她名下的财产目前仍在对方的掌控之中。
创伤不会消失，但我们仍要往前走
我与刘某涛结婚后就不再经营公司了，主要在家照顾儿子。现在，我没有任何收入，自己又有重病，只能靠低保生活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但我觉得，这些困难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
我当年也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上海，靠自己的双手买房、买车、做生意。现在即使重新从头开始，我也相信自己还有能力把生活慢慢建立起来。只是，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心情。
我需要进行心理重建，也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。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。
以前，我甚至不敢面对媒体，不敢面对别人。现在，我至少可以坐下来，向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。
有时候，我觉得现在不是我在帮助那些妈妈和孩子，而是他们在帮助我。
我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，也在重新面对自己过去没有处理好的事情。
因为我现在做公益比较忙，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，经常要到外地去，所以和女儿见面的次数并不多。但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联系，我也会关心她的生活。
女儿的状态，也在判决生效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当时第一次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她哭着跟我说：「妈妈，我对不起弟弟，是我亲手把他送进去的。」
我告诉她：「不是你把他送进去的，是中国的法律把他送进去的。他触犯了法律，这是他自己的责任，不是你对不起弟弟，是他对不起弟弟。」
后来，女儿跟我说，她想吃火锅。我说可以。吃完火锅，她又说想吃烧烤，我说可以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共吃了五顿。
吃完以后，她哭了，哭完抱着我，说自己终于释然了。虽然她对最后的判决结果并不满意，但她知道我为这件事付出了很多。
我告诉她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。
我们曾经对法律抱有怀疑。因为他是一名警察，过去他一直给我们灌输一种想法，好像只要他犯了罪，就总有办法让自己出来。但最后，他确实因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受到了法律制裁。
那一刻，我们开始相信法律。
现在女儿称呼我大姐，她有时候会问：「大姐，今天你又办了什么案？」
她也会和我分享自己的事情。如果有孩子心理上走不出来，她会告诉我，可以找她，她愿意带孩子出去玩。
我觉得我的女儿真的很优秀。她教会了我很多事情，也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
比如琪琪，如果她来找我女儿，我女儿会带她出去玩，给她买礼物。我的儿子也会这样做。
母亲是性侵案件里隐形的第二受害者，长期背负着难以消解的替代性创伤、继发性PTSD与共生痛苦。而梅子的弟弟也曾被这场灾难困住，不愿上学，状态很差。这两年梅子妈妈一边维权，一边自学心理学，一点点陪着儿子走出来。
儿子曾经对当兵当警察这件事有很强的执念。但现在父亲有了刑事记录，儿子的这个梦想可能会受到影响。但他对妈妈报案的决定没有过怨言。
我现在虽然没有收入，生活也很困难，但我觉得我很富有。
我最大的财富，就是我的儿子和女儿。
爱哲：
梅子妈妈给我们投稿，是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提醒大家意识到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的重要性。
采访结束后，梅子妈妈发给了我一个她做防性侵宣讲时用的课件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你可以在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「防性侵」来获得这个课件。